《岁月神偷》二十年，香港怀旧

 《岁月神偷》最爱的港片。没有之一。

怀旧，是一种从现在出发，对过去的回忆和想象，满足了观众中特定的怀旧群体重温旧梦的共同心声。在香港电影质量落下的时候，2010年突然出现的《岁月神偷》像是一股暖流注入这个冰冷的时代。在这部影片里，有着浓郁的香港特色文化，有着熟悉的小人物生活，也有着导演罗启锐自己身上的影子。这部以他本人亲身经历为蓝本拍摄的电影,把观众带回记忆中的旧香港,展现了港人自强不息、吃苦耐劳的精神,唤起了我们对过往岁月的怀念,虽然描述的只是香港众多家庭中的一个，但是它关注的中下层阶级生活状况，人物的内心世界，以小见大的反映出了七八十年代整个香港的状况，让这部影片获得了第60届柏林电影节新生代单元水晶熊最佳影片奖等诸多奖项。本文将详细阐述《岁月神偷》中的香港情怀的表现方式，并尝试揭露更多的深刻内容。

一、叙事中的怀旧元素
现代人由于各种各样的压力，内心迷茫，精神生活缺乏安全感。新兴的信息媒介似乎使人们接近了，却又使心灵和情感彼此疏远，这些都使人感到不适和恐慌。暨南大学赵静蓉副教授在其《怀旧——永恒的文化乡愁》一书中提出，“怀旧是解决现实焦虑的唯一途径”。[1]于是追忆过去的美好事物，追溯过往的情怀，强化对过去的依恋之情，以至于是某些怀旧情结进一步升华。西方著名美学家鲍桑葵说过：“美首先是一种创造……使一种新的情感获得存在。”[2]而《岁月神偷》这部电影有着纯真的宝贵生命的体验，带着浓郁的诗意和唯美的色彩。首先，此片通过小弟罗进二的独特视角来展现世事变幻。从电影叙事学的角度来说,电影叙述人可分为人称叙事和非人称叙事两类。在《岁月神偷》这部电影中,第一个出场的是小弟罗进二,而此片正是用他的视角来看待这户位于深水涉区的普通家庭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的香港社会中所经历的坎坷。影片没有过多地刻画社会背景,却让小弟站出来向我们叙述,我们以他的视角去观察这个世界。他不是影片的主角，更多时候，他只是家庭变故的旁观者。他戴着透亮的金鱼缸,从他的视野里是一种变形的世界，大大缓解了当时香港社会的黑暗。观众在小弟的带领下，随着他走过一条条小巷,看到形形色色的人在永利街上来来往往；他调皮捣蛋,在学校的方方面面都比不上他的哥哥，甚至养成了不好的习惯,喜欢顺手牵羊等。跟随他的脚步我们来到他的家里,他开始叙述他眼中的家：“这个是我老爸,他很忙的,有时候他赶货,我好几天都看不到他,不过不怕的,我每次见到他,他还是我老爸。这是我老妈,她很会讲话的。这是我的奶奶,奶奶是清朝人……”小弟所看到的是一个未经修饰的现实世界，他的感情单纯而真挚,他为哥哥的优秀而自豪,为生活中的小幸福而感动。在中秋节,他的愿望仅是一盒月饼,他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它，于是他开始卖明星照片、偷国旗等方式赚钱加入“月饼会”,却因为有一段时间忘记交钱而被人追讨到家里,被父母痛打一顿。当他委屈的哭声震撼了整条街时,我们的心也跟着颤抖,他的愿望如此简单,而在那个时代和背景之下却依旧无法实现,世事的艰辛、生活的苦难从中展露无遗。在小弟的眼里，生活带来了太多的为什么：“奶奶为什么一定要走？哥哥为什么不开心？为什么要待在医院不跟我们一起住?……”在经历了家庭的变故之后,小弟也开始改变了,他的眼睛里有了哀伤和忧愁,他把自己偷来的心爱的鱼缸、国旗、月光杯等都投入水中为了填平奶奶所说的苦海,为了能再见到离去的亲人一面。
　　小弟作为影片中的人称叙事者,用孩子的眼睛观察，用孩子的童年来回忆，这种不同于成人的视角，产生了一种“陌生化”的效果，使观众产生了一种新颖、强烈、奇特的震撼。导演在叙事手法的选择上是成功的。[3]影片拍出了现实的残酷,生活的无奈,同时也给了我们希望。小弟作为叙事者,他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对事物的观察细腻极致。他时常以童真的眼神专注身边的一切,对于无法理解的事情他总要问“为什么?这是真的吗?”这种反复的询问,是运用了叙事手法中的重复,这重复更渲染了氛围,无形中拉近了观众与叙事者的距离。[4]此片的叙事反映了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的香港人艰难奋斗追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香港人始终坚持一种信仰，他们始终有一种向上的精神支撑着。就像本片中一直重复的“做人最重要是保住个顶”“人活着总要有信”的一样，透露着生活的哲理。而这些哲理也是导演罗启锐对生活的感悟，对往昔岁月的总结。正是这种怀旧的情怀激起了大众的共鸣，为重温童年生活和青春记忆提供了一个最佳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