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书籍为何在朝鲜被禁？蛮夷人的妖诞

　　李算(李祘)，朝鲜王朝第22代君主，庙号正祖，生于1752年，1776年-1800年在位。18世纪中后期，文字狱在乾隆帝的推行下愈发严酷之时，朝鲜和日本也正经历类似的文化统治。在日本，担任幕府首席老中的松平定信(1759-1829)推动宽政改革，于1790年制定《异学禁令》，将朱子学以外的“异学”一律禁止。在朝鲜，正祖李算在位期间(1776-1800)钳制“异端”，严防或取缔从清朝流入的书籍，搜捕天主教徒。那么这三个同时期的政策之间有何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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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egory N. Evon发表于《亚洲研究集刊》(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上文章《烟草、天主和书籍：18世纪朝鲜的蛮夷危机》(Tobacco, God, and Books: The Perils of Barbarism in Eighteenth-Century Korea)考察了朝鲜正祖时期的文化专制政策，并对清、日、朝作了对比。

　　在朝鲜统治者看来，统治清朝的满人是外来的蛮夷，而朝鲜要以文明之邦自居，就必须坚持和守卫以朱子学说为核心的新儒学，并时刻警惕来自蛮夷的危险。来自大清或借由清朝传入的烟草、天主教和书籍，就是正祖李算要严厉管控的对象。朝鲜打击天主教的本质，是应对其对儒家正统地位所造成的威胁和挑战，同时也是反满情绪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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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认为天主教能在大清“立足”，是因为信奉它的“蛮夷”处于较低的文化发展水平上。朝鲜政府不断逮捕和处决教徒，起初他们将搜索的目光锁定在教育水平不高的中下层，但很快便意识到天主教在士大夫阶层中的影响力。李算曾一再告诫出访清朝的使者，勿要私带“禁书”回国。外交使臣在大清接触天主教，清人传教士利用相貌上的相似潜入朝鲜传教，这都使得朝鲜君主更有反满的理由。

　　1787年，朝鲜备边司规定来自大清的“妖诞”“杂术”“方书”类书籍都要“严防”，事实上将更大范围内的理学、音韵、诗文、经书、史集、天文、地理、政典、小说等书籍都列入了禁止携入国境的清单，一旦发现即焚毁。天主教则属于“妖诞”，因为他们相信耶稣复活和灵魂不朽。1791年是另一个分水岭，两个朝鲜天主教信徒烧掉了代表儒家传统的祭祀用具，酿成公共事件。Gregory N. Evon 写道：“正祖意识到，维护儒家经典的正统性，对于兑现朝鲜宣称自己是儒家文明捍卫者的允诺，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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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egory N. Evon分析了三个国家对于天主教的态度，他认为到18世纪后期为止，三方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尽管天主教早期在日本的传教比较成功，乾隆皇帝甚至在朝廷上重用耶稣会士，并曾公开表达对郎世宁(意大利籍耶稣会士、画家)的尊敬和赞扬，但从根本上来说，维护儒家学说的正统性是统治者的共识，郎世宁曾两次请求乾隆皇帝停止对传教士的迫害，未见奏效。

　　论及差异性，Gregory N. Evon则认为，长远来看，日本试图实现各家学说的平衡，大清皇帝则面对着一个多语言、多民族、同时存在多个宗教信仰的帝国，他们都难以像朝鲜君主一样持续地贯彻维护新儒家正统的政策。《英国皇家亚洲协会杂志》：《心史》为什么是一本晚明伪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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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史》据传由南宋末年的遗民郑思肖所著，书名取义于作者“天地万化悉自此心出”一语，又因为是晚明时(1638年)人们发现于苏州承天寺浚井中并且以铁函封缄，也称《铁函心史》。书内包括250首诗、杂文及后叙、自跋等共37篇，对南宋灭亡前后文天祥、张世杰等人抗元斗争及蒙古军对当时社会经济文化的破坏有记载，抒发痛思故国之情。关于本书的真实性一直有争论，但它始终是研究宋元之际社会思想的一本重要书目。

　　Stephen G. Haw在发表于《英国皇家亚洲协会杂志》(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上的文章《<心史>的历史：一个晚明的谎言》(The History of a Loyal Heart (Xin shi):a late-Ming forgery)中提出，本书是一本晚明时期伪造的书无疑，并举出若干理由。首先，该书的发现颇具传奇色彩：以铁盒密封，有几层，层间有石灰防腐，投在井里，直到四百年后的明朝末年，才在一次旱灾井枯时被发现，然后被当时的人印刷出来广为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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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作者查证，1638年苏州并未发生严重的旱灾。第二，文中多处记载或不可考、或有误，有些能够从宋濂所著《元史》、张廷玉所著《明史》中找到原型，像极了后人伪造的手法;第三，传说中这本书被投入井里的时候是1283年3月，但书中竟记载了在那之后几十年的若干事件;第四，作者的生平不详，除了他是个画家以外，人们知之甚少。

　　作者认为，该书应是后人伪托之作，系明末清初之人假托宋末元初遗民表达亡国忧思。而这本假的著作，“已经作为13世纪的材料被诸多学者引用过”，看来是时候做一些“正本清源”的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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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季刊》：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总第219期(2014年9月)介绍了石川祯浩(Ishikawa Yoshihiro)所著《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一书(书评作者Lucien Bianco)。该书于2013年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译者为Joshua A. Fogel。

　　石川祯浩1963年生于日本，1988年毕业于日本京都大学，2002年获京都大学博士学位，曾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留学(1984-1986年)，任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客座研究员(2001-2002年)。现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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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部中共创立史着重介绍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思想背景，尤其是前苏联、日本、英美对共产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形成有何影响。作者使用的材料包括中国演员的回忆录、日本、前苏联的档案等，尤其注意不同国家资料的比照。书评指出，该书的价值在于准确的史料，详实的细节(例如陈炯明的宣传策略和给列宁的信)、有趣的人物性格揭示(戴季陶和施存统)等等。

　　《美国历史评论》：100年间的日本与世界，最新一期《美国历史评论》(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刊登了一组题为“全球视野下的日本史”的文章。为这组文章写导读的是美国威斯康辛-麦迪逊大学历史系教授、日本近现代史专家Louise Yo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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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曾凭借著作Japan's Total Empire: Manchuria and the Culture of Wartime Imperialism获得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她在导读中写道：从19世纪中叶西方人的黑船来航、入侵日本，到一百年后日本在亚洲侵略扩张，这段时间里世界中的日本和与日本有关的世界都充满了悬念和反转。

　　宾夕法尼亚大学历史教授Frederick R. Dickinson在他的报告中说，20世纪初期的日本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的全新的角色，从思想界到政治界都开始把日本作为一支能够平衡世界政治的力量来考虑。他认为这一时期的日本经历了不亚于明治维新的政治改革。

　　这篇题为“全球视角下的一战：日本和二十世纪世界的形成”的文章聚焦于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战后(1914年-1930年)的十几年，考察日本对国际形势的态度、居住在日本的外国使者及居民的反应。

　　他从社会和文化的视角来解释日本的变化，包括这一时期飞速发展的工业经济，壮大的城市中产阶级，以及日益发达的消费文化等等。牛津大学历史教授Sho Konishi的文章考察的是国际人道主义组织在日本的出现，即1887年在日本成立的日本红十字会。鲜为人知的是，日本红十字会的规模和国际化组织程度令人惊叹，甚至比当时最为发达的法国红十字会成员更多。

　　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曾派他在英国红十字会的私人医生前往学习，以便回国带领英国红十字会发展。二战以后的部分则由荷兰莱顿大学历史讲师Ethan Mark执笔撰文，他的文章题为“大东亚共荣的危险”，探讨日本对东南亚的占领以及后殖民地时代的种种问题。